2007年，有教育情怀的杨波要办职业学校，就必须按国家要求征地。这难度，出乎想象。无论他认识什么大人物，他是什么名人的座上宾，这时都没用了。过五关斩六将，凤凰岭150亩教育用地好不容易征下来，但里面几十户的农户还要安置，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在人生的低潮，不时有人问，杨波你这样到底什么目的？是为了出名？你的资源在这，只要不做教育，干什么不行？

　　杨波想不通了：我一直在捐资助学做善事，办职业学校也是在为国家培养人，这个职业学校也是公益办学，掏几千万上亿征的地按民办教育法也是国家的资产，为什么还是那么难？

　　2008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朋友家睡到半夜，忽然心中慌乱头脑空白。打开窗户站上去，一阵凉风吹来，他忽然浑身一颤，“我这是在干啥”。

　　出生于江西农村的杨波，有8个兄弟姐妹。他老七，最有出息，走出了大山。家里孩子多，杨波是大家庭的希望。

　　“理想没实现，就想不开，怎么连这点责任感都没有？”他连夜给医生朋友打电话。第二天，在301医院，他被确诊患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堆抗抑郁的药。

　　为了摆脱对药物的依赖，杨波开始健步。每天坚持在凤凰岭的清新空气中快步走10公里。他要用健步的瘾克服对药物的瘾。

　　有时，杨波一边走一边念叨，做好事难做好人难，做公益难做教育也难，“我比唐僧还难啊”。

　　等10公里走完了，杨波又开心了，“我一个农村孩子来北京上学，创办了民办大学，又有那么多有识之士支持，有什么想不开？已经很知足了。”

　　又是8年过去，征地的烦恼并未结束，拆迁的价格反而猛增。

　　今年，杨波负债3000万，却还捐了100万元给贫困孩子。虽然捐款额度比当年增加多少倍，但他的募捐和捐赠都不再像当年那么声势浩大敲锣打鼓了，杨波变成了低调的人。

　　“播种班”给底层孩子希望

　　从1988年至今，杨波和他的学院先后与团中央、全国学联及北京市教委一道，资助了陕西延安、湖北黄冈、贵州遵义等十几个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以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优秀学生数千人，减免本校学生学费上万人次，总金额达千万元。

　　在杨波办公室的门楣上，是季羡林先生题写的“播种者”的牌匾。季老先生曾在信中这样写道：“小友杨波是个播种者，我潜心默念：我们国家能够多出几个这样的播种者。”

　　从这个学年开始，杨波与新疆鄯善县教育局签订协议，在鄯善县一中建立一个“双语教学播种班”，无偿资助50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学生，每人每月资助生活费500元，为期3年。协议捐款总金额是90万元，目前第一年捐款30万元已经到账。教育局近期已将受资助学生名单传到北京传媒艺术职业学院并审核通过。

　　去新疆之前，不少朋友劝他，那边不安全，别去了。所以杨波到鄯善招待所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

　　但从招待所到鄯善二中，杨波还是坚持步行过去。“当地人真的是很淳朴很友善，那里的孩子有不少很苦，跟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

　　今年，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招收了38个藏族孩子和两个维吾尔族孩子。他减免了这些少数民族孩子3年的所有学费伙食费，还送了文具、书本。

　　在学院对学生们做的调查中，最后一道题是：如果学习取得了成绩，你最希望告诉谁，感谢谁？

　　在民族学生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中，最多的回答是，感谢习主席感谢共产党或者感谢祖国。杨波为此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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